某启：昨日蒙教，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，而议事每不合，所操之术多异故也。虽欲强聒，终必不蒙见察，故略上报，不复一一自辨。重念蒙君实视遇厚，于反覆不宜卤莽，故今具道所以，冀君实或见恕也。
盖儒者所争，尤在于名实，名实已明，而天下之理得矣。今君实所以见教者，以为侵官、生事、征利、拒谏，以致天下怨谤也。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，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，以授之于有司，不为侵官；举先王之政，以兴利除弊，不为生事；为天下理财，不为征利；辟邪说，难壬人，不为拒谏。至于怨诽之多，则固前知其如此也。
人习于苟且非一日，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、同俗自媚于众为善，上乃欲变此，而某不量敌之众寡，欲出力助上以抗之，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？盘庚之迁，胥怨者民也，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；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，度义而后动，是而不见可悔故也。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，未能助上大有为，以膏泽斯民，则某知罪矣；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，守前所为而已，则非某之所敢知。
无由会晤，不任区区向往之至！
我启呈：昨天承蒙您的教诲，私下以为与您交往相善的日子已经很久了，但在处理事务上每每不能达成一致，这是因为我们所采取的方法多有不同。虽然想要勉强多说，最终必定不能得到您的理解，所以只是简略地回报，不再一一为自己辩解。再三思量，承蒙您对我的厚待，对于反复争辩不应草率对待，所以今天详细说明原因，希望您能谅解。
儒者之间的争论，尤其在于名与实的问题，名实已经明确，那么天下的道理也就清楚了。如今您所教导我的，是认为我侵犯官员职权、无事生非、搜刮钱财、拒绝劝谏，从而导致天下人的怨恨和诽谤。我则认为：接受皇帝的命令，在朝廷议定法度并进行修改，然后交给相关部门执行，这不是侵犯官员职权；推行先王的政治，以兴利除弊，这不是无事生非；为天下理财，这不是搜刮钱财；排除邪说，反对奸佞之人，这不是拒绝劝谏。至于怨言和诽谤很多，那是我早就预料到的。
人们习惯于得过且过并非一日之功，士大夫多以不关心国事、随波逐流迎合众人为美德，皇上想要改变这种情况，而我不顾敌人的多少，想要出力帮助皇上抵抗这种风气，那么众人怎能不喧闹不满呢？商朝盘庚迁都，怨恨的是民众，不仅仅是朝廷的官员；盘庚不因为有人怨恨就改变自己的决定，先考虑事情合不合道义然后再行动，认为正确就不后悔。如果您责备我在位时间长，却未能帮助皇上有所作为，使百姓得到恩惠，那么我认罪；如果说现在应该什么事都不做，只守着以前的做法，那就不是我所敢同意的了。
没有机会见面，不胜思念之情！
《答司马谏议书》是王安石在推行变法期间写给司马光的一封回信，也是中国古代政论文的经典之作。这封信虽然篇幅不长，但思想深刻，论证严密，语言精练，充分展现了王安石作为政治家和文学家的双重才能。
全文分为四个部分：第一部分是开头的客套话，表明自己虽与司马光交情深厚，但因所持观点不同而难以达成共识；第二部分直接陈述双方争论的焦点，并逐一反驳司马光对他的四项指责；第三部分从更高的视角论述改革必然遭遇阻力的道理，并引用古代盘庚迁都的例子来支持自己的观点；第四部分是结尾的客套话，表达了对司马光的敬意和思念之情。
从内容上看，这封信集中体现了王安石的变法思想。他首先强调"儒者所争，尤在于名实"，点明自己与司马光争论的核心在于对改革本质的认识。接着，他针对司马光指责他"侵官、生事、征利、拒谏"四项罪名一一反驳，表明自己推行的政策是受皇帝委托、为兴利除弊、为天下理财、排除邪说，而非司马光所理解的那样。最后，他从更深层次剖析了改革必然遭遇阻力的原因，指出"人习于苟且非一日，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、同俗自媚于众为善"，这是改革面临的根本阻力。他引用盘庚迁都的例子，强调改革者应当"度义而后动，是而不见可悔"，表明了自己坚持改革的决心。
从艺术特点看，此文结构严谨，层次分明，论证严密，语言平实有力。王安石以理服人，不诉诸于情感，充分体现了他作为思想家的理性思维和逻辑能力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，他在反驳司马光指责时，采用了"正反对比"的修辞手法，先引述对方的观点，再一一反驳，使论证更加有力。同时，文章开头和结尾都表达了对司马光的敬意，既坚持了原则，又保持了君子风度，体现了儒家"和而不同"的交往理念。
从历史意义看，这封信不仅是王安石个人政治思想的重要表达，也是宋代新旧党争的集中体现。它反映了中国古代改革者面临的普遍困境，以及他们在面对保守势力阻挠时所持有的坚定信念。王安石在信中所表达的改革思想和政治智慧，对于理解中国古代政治改革的复杂性具有重要意义。
《答司马谏议书》写于北宋熙宁四年（1071年），当时王安石正处于推行变法的关键时期。熙宁二年（1069年）二月，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，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，包括青苗法、均输法、市易法、保甲法等，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，引起了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官员的强烈反对。
司马光与王安石之间的争论由来已久。两人虽然都是当时的著名学者和政治家，但在政治理念上存在根本分歧：王安石主张变革，认为应该通过制度创新来解决国家面临的问题；而司马光则主张守旧，认为应该遵循传统，循序渐进地解决问题。在熙宁三年（1070年）至熙宁四年（1071年）期间，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了三封长信，详细阐述了他对新法的批评，要求王安石废弃新法，恢复旧制。
在司马光的信中，他指责王安石的变法措施侵犯官员职权、无事生非、搜刮钱财、拒绝劝谏，导致天下人怨恨和诽谤。这些指责直接触及变法的正当性和合法性，对王安石的改革构成了严重挑战。面对这种情况，王安石写下了这封回信，一方面表达了对老友的尊重，另一方面也坚定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，表现出了一个改革家的远见卓识和坚定信念。
在这封信中，王安石最后表明："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，未能助上大有为，以膏泽斯民，则某知罪矣；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，守前所为而已，则非某之所敢知。"这句话体现了他对改革的坚定态度和责任感，同时也表明了与司马光在政治理念上的根本分歧。这封信后来成为了研究王安石变法思想的重要文献，也成为了中国古代政论文的典范之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