唉！国家由盛转衰的道理，虽然说是天命，难道不是人为的因素吗？探究后唐庄宗李存勖得到天下的原因和他失去天下的原因，就可以了解这个道理了。
据说晋王李克用将要去世的时候，赐给儿子庄宗三支箭，并且告诉他说："后梁是我的仇敌；燕王是我拥立的；契丹与我约为兄弟；而他们都背叛后晋归顺后梁。这三个方面，是我未了的心愿。把这三支箭给你，你不要忘记你父亲的志向！"庄宗接受了，把它们收藏在祖先的庙里。后来他出兵，就派官员用一头小牲口祭告祖庙，请出那三支箭，盛放在锦囊里，背着走在军队前面，等到打了胜仗回来，再把箭放回祖庙。
当庄宗用丝绳捆绑燕国父子，把后梁君臣的首级装在匣子里，进入太庙，归还先王的箭，并向先王报告胜利的消息时，他的意气之盛，可以说是多么壮观啊！等到仇敌已经消灭，天下已经安定，听到一个人在夜间呼喊，各地响应叛乱的人就有四处，仓促地往东逃跑，还没有看见敌军士兵就溃散了，君臣互相看着，不知道逃往哪里好。以至于向上天发誓断发明志，眼泪流下来沾湿了衣襟，是多么衰败啊！难道是得到天下困难而失去天下容易吗？还是探究他成功和失败的事迹，都是人为的因素呢？
《尚书》说："自满会招致损害，谦虚能得到好处。"忧心操劳可以使国家兴盛，安逸享乐可以使自己灭亡，这是自然的道理。所以当后唐庄宗兴盛的时候，天下的豪杰，没有人能够与他相争；等到他衰落的时候，几十个伶人就使他处于困境，而且自己死亡国家灭亡，成为天下人的笑柄。祸患经常积累于细微处而不被注意，而聪明和勇敢的人也往往陷入他们所沉溺的事物中不能自拔，难道只有伶人是这样吗！
我写《伶官传》。
《五代史伶官传序》是欧阳修《新五代史》中的一篇序言，用简洁有力的语言阐述了国家兴衰的道理，揭示了后唐庄宗由盛而衰的原因，具有深刻的历史警示意义。
全文结构严谨，层次分明。开篇提出"盛衰之理，虽曰天命，岂非人事哉"的中心论点，直接点明国家的兴衰虽然表面上看是天命，实际上是由人的因素决定的。接着以后唐庄宗的故事为例，详细描述了他如何在父亲的遗愿指引下，努力奋斗，最终统一天下的过程，展现了其全盛时期的气势；然后笔锋一转，描述了他沉迷于逸乐后，国家迅速衰败的情景，形成鲜明对比。最后引用《尚书》中的名言，总结出"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"的道理，点明庄宗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沉溺于享乐，并以此告诫人们警惕自满和放纵。
在艺术表现上，欧阳修运用了对比手法，将庄宗盛衰两个时期进行了鲜明对比：盛时"系燕父子以组，函梁君臣之首"，意气风发；衰时"一夫夜呼，乱者四应"，仓皇逃窜，前后形成强烈反差，使读者深刻感受到人事对国家兴衰的决定性影响。语言简练精炼，如"方其盛也，举天下之豪杰，莫能与之争；及其衰也，数十伶人困之，而身死国灭，为天下笑"，简短几句话就概括了庄宗的盛衰历程，给人以强烈的震撼。
思想内容上，本文揭示了"满招损，谦得益"的古训，强调了"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"的道理，具有深刻的政治警示意义。欧阳修通过分析历史上的兴衰案例，指出了国家兴盛与衰败的根本原因在于统治者的态度和行为，而非所谓的"天命"，体现了作者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。同时，"夫祸患常积于忽微，而智勇多困于所溺"的警句，道出了灾祸往往由微小事物积累而成，而有智慧和勇敢的人也会因沉溺于某事而导致失败的深刻道理，具有普遍的哲理性。
《五代史伶官传序》以简短的篇幅，阐述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和政治哲理，文辞简练而意蕴深远，是欧阳修散文中的代表作，也是中国古代史论文的经典之作。
欧阳修进入政界后，正是北宋王朝开始由盛到衰的时期，社会上的各种矛盾日趋尖锐，政治上的一些弊端越来越严重，社会危机越来越令人不安。到了仁宗庆历初年，以王伦、李海等为首的人民暴动接踵而起，西夏又侵扰西北边境，屡败宋军。欧阳修、范仲淹等人针对当时的敝政，力图实行政治改革，以挽救北宋王朝的危机却接二连三地遭到当权派的打击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欧阳修忧心忡忡，很担心五代惨痛历史即将重演。而宋太祖时薛居正奉命主修的《旧五代史》又"繁猥失实"，无助于劝善惩恶。于是自己动手，撰成了七十四卷的《新五代史》。
欧阳修关心国计民生，忧国忧民，倡导革新。他崇尚儒家的尚实致用思想，关心时事，积极入世，坚决反对佛教思想，极力抨击佛教的危害。他有胆有识，奋发上进，为国家和民族想有所作为。欧阳修反对屈辱苟安，不修武备，力主加强战备，改革时政。面对国家和民族面临的危机，欧阳修作此序是为了希望宋朝统治者以史为鉴，告诫执政者要吸取历史教训，居安思危，防微杜渐，励精图治，不应满足表面的虚荣，以期引起统治者的警惕。
《五代史伶官传序》写于庆历四年（1044年），当时欧阳修正遭受"庆历新政"失败的打击，被贬为滁州太守。他在政治上的挫折和对国家前途的忧虑，使他对历史有了更加深刻的思考。欧阳修把《新五代史》中的《伶官传》放在最后一篇，特意为它写了序，用后唐庄宗李存勖由盛转衰的历史教训，暗喻北宋当时的情况，以期引起统治者的警醒。
这篇序言反映了欧阳修"以史为鉴"的思想，他认为通过研究历史上的兴衰成败，可以总结出经验教训，为当代政治提供借鉴。同时也体现了他"文以明道"的创作主张，即文学创作应当有助于阐明治国安邦之道，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和社会功用。